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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新媒介技术的应用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新媒介技术的进步，理查德·鲍曼特别关注到了媒介形式与人类讲述类型之间的关系。当媒介技术从纸质印刷转向音像数字的时候，鲍曼将录音技术与口头艺术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口头艺术中尤其对政治演讲情有独钟。从历史维度上来看，鲍曼发现，自18世纪晚期以来，在学术界发现了口头传统这一文化现象后，关注交流的新技术对于口头表演的转变性的效果就从未停止。他的问题是：当口头讲述被记录与传播时，公共的口头讲述类型发生了何种变化？

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man）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

空间转变：从开放场域到密闭场域

1877年夏，爱迪生新发明——留声机问世。这项技术向人类克服声音“转瞬即逝”迈出突破性一步，随之而来的疑问是，谁的声音值得被记录呢？在爱迪生看来，最值得保存的一种声音是伟大人物的演讲，他希望用留声机为未来的人们保存华盛顿、林肯以及格拉斯通的声音。那么，这一新技术对以“伟大人物”为代表的政治演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老式留声机

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令政治演讲走出封闭礼堂，走向了开放的家庭空间。政治家不再需要在演讲台上声嘶力竭地为自己拉拢选票，而是可以微风细雨般自如地修饰自己的演讲，将最理想的声音与观念传递到千家万户中去。

鲍曼考察的问题是，政治家竞选的演讲是如何适应于公众的？鲍曼介绍说，在留声技术投入使用初期，人们录制演讲现场的环境音，它夹杂着特定演讲者在聚集式群众中讲话时听众的鼓掌、欢呼、嘘声等即时反馈音效。之后，留声技术的再编辑特性又使得原始演讲背景再语境化于另一语境之中。技术使得模仿成为可能，人们通过技术复活声音，制作并创造出人们想要的表演效果。也就是说，此时观众听到逼真的大人物街头演讲极有可能是通过商业公司密闭演播室里的人员直接伪造出来的。鲍曼认为，这是媒介化的政治演讲的早期形式。紧接着，声音记录与移动图像的双重技术联合起来应用于传播政治竞选，明星演讲者的演讲被广泛地复制与传播于人来人往的商店中。演讲者的声音与身体姿势作为一种景观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听众所处的轻松愉悦环境消解了传统政治演讲的肃穆感，新技术营造的游戏氛围引导人们参与性地介入媒介化的表演中。即便演讲人的声音与图像是分开录制的，观众也被引导着将视与听组合起来，作为自身对单一事件的灵活补充。

政治题材美剧《纸牌屋》

形式转变：从演讲者丰富的活态表演到留声技术单一的静态记录

鲍曼认为，从一开始人类就自觉地意识到了录音技术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形塑效果。可以说，录音技术既影响了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也影响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因此，留声技术与政治演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前者为后者服务的单向关联。事实上，受录音带极限长度所迫，演讲人不得不削足适履，改变演讲的主题、形式和长度，以顺利让自己的声音进入更为广泛的民众家庭。越来越多的“大人物”发展新的演讲类型来扩展自己的声音，扩大演讲规模。

电影《国王的演讲》

虽然留声机记录政治演说的时代是短命的，但是政治演说的媒介化恰恰演示了政治演说从活态表演转向声音记录的语境转化过程。这一过程具体体现在：从大规模的文化表演中聚集的、共同在场的、鲜活的与其他仪式性场合的公众政治集会，到分散的、由个人或小群体聆听政治演说的行为。民众走向大街沉浸式地同演说者一起振臂欢呼的热情逐渐散去，坐在客厅间离地静听录音带中的激昂成为主流。而私人空间聆听竞选演说时，交流是点对点的具体互动，传统政治演说的长与复杂受到录音技术的限制。于是政治家不得不把冗杂的演讲分解成精炼短小且固定的单元，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迎合观众，另一方面也是在考虑收听情境后的主动转变。

权力关系转变：从演讲者主导到演讲者与资本合作

媒介发展的历史上，文字印刷术、留声机技术、影视传播技术以及计算机与网络多媒体技术，都曾作为时代的新媒体而产生了权力关系的变化，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习俗。

鲍曼关心到的是：录音技术的发明及其早期的商业性发展推动社会习俗发生改变后，怎样的一种全新文化空间被打开？显而易见的是，留声技术把公众文化再语境化到私人情境中去，商业公司会把演讲灌制成录音带发售，演讲者与听众不必在演讲大厅里相聚。私人拥有演讲的可能后果之一是个体可以建构自己的演讲集，其中可能包括各种各样的演讲风格。这就像个人拥有一个私人的酒窖一样，他自己会渐渐成为一名演讲艺术的鉴赏家与消费者。于是，能买得起留声机与录音带的有声望的商业群体出现了，而这些商品又正是为新兴的消费者的市场而制造出来的，是刚出现不久的录音公司在了解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某种程度上，他们决定了听众能听到什么。

鲍曼从新媒介技术与民间表演艺术家的关系上注意到，某些明星式的信息提供者对民俗学家的工作与想象至关重要。之所以说“明星”是民间文本的重要来源，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所在的社区推崇他，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大众传媒的推荐。也可以说，对于明星式演说者的录音带民众有一定的购买力，商家为争取更多的利润也会积极地将明星演说家推向更多的民众。如此一来，政治演说者一人拉拢民众的传统文化空间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与政治家合力影响民众文化观念。

此外，更多时候，录音技术在复活著名演讲、提高声音权威性、突破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区隔、促进公众圈转变、服务田野调查、保存语言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对接触与使用新媒介时，人们是如何适应、如何知道它能做什么、如何学会使用它、如何在使用中获得新能力等问题也是鲍曼在录音机的早期商业记录时期所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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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鲍曼与表演研究》

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关注口头艺术的诗学，但他并不把口头艺术简化为民间文学“文本”，而是把它作为“表演”。“表演"这一概念意味着特殊的交流模式或者框架，它包括了口头艺术的形式技巧、类型特征以及语用因素等。此外， “表演”意味着听众的参与。在口头艺术的表演中，讲述者承担了表演的责任，听众则具有品评的义务。

任何一个讲述者，都可能在表演或者不表演之间摇摆。 “突破进入表演”表示他有能力承担表演的责任，但是退回到其他的讲述框架中来，就可能表示他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知识、能力与信心操控这样一个表演。表演或者不表演，意味着口头艺术的诗学中内含着政治学的问题。

编辑｜安　楠

一审｜林江龙一

二审｜周娜

三审｜宣宝剑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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