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在“女师大风波”中警告许广平说,“小鬼不要变成狂人,也不要发脾气。人一发狂——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同时他也表示“决不肯使自己发狂”。
在我个人看来,“狂人”之“狂”,与“战士”或“疯子”并无必然联系,它只是作者对于“人”的浮躁情绪或偏执思想,以自身生命体验所给予的强烈反讽而已。
小说第一页: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格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
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作品开端给出了四个明确意象——“月光”、“我”、“三十多年”以及“赵家的狗”。“月光”是外部影响,“我”是启蒙主体,“三十多年”是时间泛指,“赵家的狗”是无意识生命体。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荒诞组合:“月光”使发昏了“三十多年”的“我”幡然醒悟,但觉醒了的“我”虽然“精神分外爽快”,却只能去面对无意识生命体的“狗”。
作者首先有意将 “狼子村”中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吃人”形象——“赵贵翁”(社会势力)和“大哥”(家族势力),都完全排除在了“狂人”所“怕”的范围之外——虽然“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但是“他”怕“我”而不是“我”怕“他”;尽管大哥“满眼凶光”,同样因其“怕我”而“只是低头向着地”。
“狂人”的所“怕”,竟然是来自于“孩子”的“眼色”、“女人”的“眼睛”、“老头”的“鬼眼”、“佃户”的“怪眼”、“青年”的“怒眼”,概而言之就是“狼子村”那些下层村民,他们对于“狂人”反抗呐喊所持的冷漠神情与敌视态度。
“狂人”之“怕”,曲折而巧妙地表达了鲁迅本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结构的清醒认识:民众虽然是社会与家族的被压迫者,同时也是社会与家族的牢固基础;民众与传统所自觉形成的强大联盟,为一切革新者编织好了一张巨大而无形的死亡之网。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是狂人内心的自白,但其实鲁迅早已在文中透露了就连孩子也是不可救的。
第一个是直接证据,即作者本人在第二章节中的一段交代:“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这说明“狂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小孩子”是“赵贵翁”与“大哥”的“吃人”同伙,而“他们娘老子教的”那些“吃人”法宝,恰恰又反证了“吃人”文化无法终止的历史连续性。因此“救救孩子……”后面被省略掉的残缺话语,应该是“究竟有无可能”?
第二个是间接证据,即鲁迅在其小说创作当中,有关“孩子”命运归宿的相似性描写:《药》中华老栓的“孩子”死了,《明天》中单四嫂的“孩子”也死了,《故乡》中的“孩子”变得麻木了,《长明灯》里的“孩子”更是孺子不可教也——如果说鲁迅将“孩子”视为是民族“拯救”的最后希望,那么这些“孩子”最终都归于肉体或精神的彻底毁灭,无疑是作者对于自己脆弱“希望”的无情否定。
第三个是推导证据,即民族文化独特性因素所导致的“孩子不可救”:“孩子”既然是“吃人”者的嫡系后代,那么“吃人”文化早在他们生命的孕育过程中,就已通过其母体血缘被赋予了先天“吃人”的遗传基因,“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在“狼子村”里,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
文中“反抗绝望”这句至理名言,我认为这是一句没有答案的动态词组,其本身包含有两层可以破解之意:一是“反抗”了,不再“绝望”;二是“反抗”了,所以“绝望”。我个人宁愿选择后一层意思。鲁迅之所以要“反抗绝望”,恰恰说明他的确是感到了“绝望”;鲁迅让“狂人”由“发狂”到“病愈”,其实就是他对思想启蒙的绝望情绪与悲剧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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