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达仁，苏达仁传记？

作者 董保存

作者在34号门前

在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之前，我对徐怀中老师一无所知。报到的那一天，我只是向老师行了个礼，握了握手。虽然只是简单的见面，但也算是初次认识了。

刚刚开学的那段时间，系里的工作人员很少，各种事情都很多。徐主任还是抽出时间和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交谈了一次。这一点在最近同学们写的文章中都能看到。因为我们这些在京的学生是走读的，上午上完课后，下午就回家了，所以我和徐主任的谈话比较晚。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中午，系里的干事苏达仁告诉我，下午不要走，主任要和你谈话。

回想起来，徐主任和我的谈话，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他没有问我关于创作的情况，也没有对我提交的入学作品进行评价。相反，他开始谈起了我所供职的解放军文艺社丛书组。他询问了丛书组的相关情况，并提到了他认识的一位老编辑，还谈到了他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作品的经历。（那天我还特意拿了个本子，记下了主任谈话的要点。）

他说，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是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当时他正在修筑川藏公路的部队代职，那段火热的筑路生活点燃了他的创作激情。于是在1953年底，他完成了一部长达6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写完之后，他将作品寄给了位于北京西绒线胡同的解放军文艺社。

1954年春天，他们的部队修建的川藏线即将通车。老师接到命令前往拉萨参加通车典礼，并在西藏继续深入生活，这一去就是半年多。在他们从拉萨返回的路上，经过金沙江边的一个渡口，他注意到一个书摊上摆放着一些书，其中一本小书的标题是《地上的长虹》。他感到很奇怪，因为这正是他自己写的中篇小说的名字。他拿起来一看，发现作者署名是徐怀中。他当时非常惊讶，也非常激动，毕竟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他摸了摸衣袋里的钱包，将地摊上仅有的五本书都买了下来……事后他才得知，这部中篇小说在《解放军文艺》1954年8月和9月的期刊上连载，12月份就出版成了单行本。

徐怀中

徐主任说，他在完成稿子后将其寄给了解放军文艺社。尽管他对那里的人一无所知，也从未见过编辑和领导，但这篇作品却出人意料地很快面世了。徐主任感叹道：“当时的编辑们真是无名英雄啊！因此，人们都尊称他们为编辑老师。”

老师的《地上的长虹》是一本我当时并没有读过的中篇小说。我向徐主任询问：“这本小说和《我们播种爱情》有关系吗？”徐主任回答说，虽然关系不是很大，但也有一些联系。《地上的长虹》讲述了部队在修筑川藏公路时发生的故事，而《我们播种爱情》则描述了西藏和平解放后，藏汉青年为创造新生活所经历的斗争和考验，以及他们在建设新西藏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苦奋斗和美好爱情。

提到《我们播种爱情》，徐主任似乎陷入了深思。片刻之后，他又说，这本书最初是在《解放军文艺》上连载的，后来又被编辑成了一本书。而且它还被翻译成了多种外国语言，在海外出版。这本书真的要感谢两位编辑的辛勤工作。一位是我们社的老编辑吴金锋，另一位是受人尊敬的教育家、编辑家和出版家叶圣陶。

在刚刚和平解放后的西藏，写作涉及到民族和宗教等敏感问题时，需要经过民委等部门的审核才能出版。为了通过审核，解放军文艺社的编辑吴金锋不辞辛劳地与相关部门沟通，解释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以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徐主任回忆道：“他带着我跑了好几个地方，为了让这个作品能够出版，他展现出了非常坚韧的毅力，令我深感敬佩。”

创作《我们播种爱情》

《我们播种爱情》是一部连载小说，最初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上连载。由于当时《解放军文艺》只是一个杂志社，无法出版书籍，因此这部小说由文艺社丛书组编写完成后，使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社号进行出版。这种情况在建国初期是比较常见的，例如《保卫延安》等一些军队出版的书籍也是通过文艺社丛书组编写后，使用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或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

在建国十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献礼作品，其中包括了《我们播种爱情》。为了这本书，出版社请来了叶圣陶老先生撰写序言。叶圣陶先生非常认真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作者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叶圣陶先生还以老编辑的眼光，指出了作品中的一些瑕疵。这篇序言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徐主任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最遗憾的事情之一是这么多年来，我从未能够当面向叶圣陶先生表达我的谢意。当时我还很年轻，觉得自己在部队长大，与像叶先生这样的大作家和编辑没有交往，我也不认识他，所以没有必要去打扰他。当然，也有年轻人的盲目和傲气，这导致了我在创作道路上最大的遗憾——直到老人去世，我都没有去看望他，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为了撰写这篇小文，我特意翻阅了当时的笔记，上面记录着被誉为“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的孙犁先生的名字。回忆起来，徐主任曾多次向我提起这位前辈。徐主任说，他非常敬佩孙犁先生，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和编辑。《风云初记》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小说，然而文学界对它的评价并不充分。孙犁先生的文笔如行云流水般自然，没有任何做作之感，更没有那种张牙舞爪的所谓“气势”……

徐主任强调了编辑工作在文艺创作链条中的重要性。编辑被称为伯乐，因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在”，这意味着编辑需要具备“有眼力”和“有眼界”，即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观察力。编辑不能只追求自己喜欢的作品，而是要能够欣赏和容纳不同风格、情趣和特色的作品。此外，编辑还需要拥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甚至还要具备杂家的素养。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编辑都需要对天文地理、人情风物等各个领域有一定的了解。

有人认为，编辑是为他人服务的角色，而那些有写作才能的人不会选择当编辑。然而，徐主任表示，情况并非如此。在过去的作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编辑的岗位上起步的。比如茅盾、叶圣陶和孙犁，他们在担任编辑多年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不仅是优秀的编辑，也是出色的作家。

徐主任还提到，他曾经在报社担任编辑的工作，后来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也被称为编辑。现在来到文学系，还有人称他为编辑。他还说，他会阅读学员们写的作品，并将作品推荐给出版单位，这不也是编辑的工作吗？文学系的目标不仅是培养作家，还包括培养编辑和编剧等。对于大部分学员来说，他们都有一定的创作经验，写过一些作品，但缺乏系统的科班训练。所以，这次来到军艺系统学习是个很好的机会。徐主任还提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刚刚开办，课程设置等方面还有待完善。如果学员们有什么想法、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提出来，学院会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

那天的谈话时间很长，当我骑着自行车回家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一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徐主任没有和我谈论作品呢？难道……

我们这届学员还没有毕业，徐主任就调到总政文化部当副部长了。我们大都是“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毕业后，我回到了出版社，继续当图书编辑。在此后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我才逐渐认识到，徐主任那次谈话对我的影响。

徐主任的调动让我们这届学员感到惊讶，但也让我们意识到了职场的变动和机遇。毕业后，我回到了出版社，继续从事图书编辑的工作。在这个行业中，我渐渐明白了徐主任当时的谈话对我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编辑的岗位上，我不断学习和成长，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我开始更加注重细节，注重文字的精炼和表达的准确。我学会了与作者进行深入的沟通和合作，以确保作品的质量和效果。我也逐渐培养了自己的审美眼光和判断力，能够准确地评估和选择优秀的作品。

这些年来，我在编辑生涯中遇到了许多挑战和困难，但我始终保持着对这个行业的热爱和执着。我深知，编辑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通过我的努力和付出，我希望能够为读者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为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回想起徐主任当初的谈话，我感激他给予了我启发和鼓励。他的话语让我明白了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努力的价值。我会一直保持学习和进步的态度，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为编辑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时光荏苒，随着时代的变迁，文艺社作为总政文化部的直属单位，曾经与部门共同办公，甚至公文纸上还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解放军文艺社”的字样。从广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是徐部长的部下。在他的任期内，他对出版社的编辑工作给予了特别的关心和关爱，这些事情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并且难以忘怀。

80年代末，我曾经编辑过一位年轻作家的作品，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读者们纷纷写信给我，有些人赞不绝口，有些人则批评甚至恶言相向。当时我对此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认为一本作品能引起反响是一件好事，如果没有任何声音，那就意味着这本书平庸无奇。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社领导找我谈话，说有人写了告状信，要求我们自己先调查一下。于是我开始收集各种反馈意见，进行整理。然而，还没来得及完成，总政文化部就打来电话，要求我和负责社领导一起去部里一趟。可惜的是，那位社领导当时不在，社里让我一个人去。我有些紧张，赶紧给部里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你马上过来，直接到部长办公室。

我见到了徐部长，他依旧以平和的口气询问我这部作品的来龙去脉，以及我在编写过程中的感受和对批评意见的看法。在老师面前，我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徐部长认真倾听后对我说，对一部作品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我们党的文艺政策并不是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这部作品虽然存在一些缺点，可以批评，也可以让作者进行修改。但是不能一开始就用一种否定的态度……他最后告诉我，早饭时，周克玉副主任又问起了这本书的情况，所以他决定带我去见一下周副主任，让我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情况……

左一为周克玉

我随着徐部长一起上楼，来到了首长办公室。徐部长说：“克玉副主任，这位是那本书的责任编辑，请他向您汇报一下情况。”周克玉副主任友善地听我讲完，并询问了一些细节。然后他抬起头问：“徐部长，您有什么看法？”徐部长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周副主任点点头表示，看来我们的文艺批评确实需要引导，需要进行整顿。

多年后，一位老同事对我说，如果不是那次徐部长和其他领导给我们提供了保护，我们可能会陷入困境。当然，这只是后来的事情了。

徐部长是一位老兵，他在抗日战争末期参军。他有很多老战友和老朋友。有一次，他找到我，告诉我说他的一个老战友请了一位青年作家写了一本传记，希望能在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他想让我先看看这个稿子是否有潜力。我看了一下初稿，觉得还不错，于是报了选题，并联系了作者和传主。经过一年多的补充采访和修改，书稿终于完成了。经过多方的审读，还请军委领导题了词，这本书顺利出版了。一家大报开始连载这本书，反响非常好。当时我有些得意，觉得自己编写了一本好书。然而，没过多久，报纸的主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位老首长的秘书给他们打电话，说这本书存在严重问题，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连载……

当时我吓得心惊胆战，赶紧给在八一厂开会的徐部长打了一个电话。徐部长依然保持着沉稳的态度，对我说，你先联系上老首长的秘书，亲自去听取老首长的意见。这位首长的脾气比较火爆，无论他说什么，你们都要认真倾听，保持耐心……

我和社长一同来到了那位老首长的家，老首长让我们在客厅等候，并且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我们整整二十分钟。我这才明白，老首长对书中涉及到他本人的那一节非常生气，他称之为“胡说八道”！

社长听完他的讲话后，迅速表示我们会立即采取行动，并尽快向您报告处理结果。

我向徐部长详细描述了这些情况后，他认真地对我说：“编辑工作并不容易啊。你们按照正规的审稿、编辑、出版程序进行操作，但问题出在了传主（主人公）和这位老首长之间的历史纠葛上。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处理历史问题时应该采取粗略而不是过于详细的方式，你能理解吗？纪实作品和传记作品都会遇到这类问题，作家和编辑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有限，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因小失大……”

徐部长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的作品《底色》和《牵风记》等都获得了很高的奖项。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他85岁那年，他还参与编辑出版了一本自费书。这本书是关于他老家太行山老区的红色村史和家史。徐部长告诉我：“离开老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从未为老家做过什么事情。老家的人编写了这本书，希望我能帮助修改一下。我看了一下，做了一些修改。现在请你帮我一个忙，按照正式出版的标准整理一下这本书。无论需要多少费用，都由我来支付，这也算是我为老家做出的一点贡献。”

我会认真对待老师交代的事情。当这件事情被出版社领导知晓后，领导对我说：“徐部长是我们的老领导，也是你的老师，我们怎么能让他自费出版书籍呢？我们应该按照我们的指令性图书办理。”

回想起来，多年来，徐部长一直给予我们宝贵的指导、关怀和帮助。因此，我觉得不应该向他收取个人费用来出版一本书。我向徐部长表达了这个想法，但他似乎并不高兴，他说：“这个事情听我的，费用多少就是多少，你们并不了解我，你也还不了解我。”

当徐部长收到样书的当天，他立即让司机将书款准确无误地交给出版财务部门。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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