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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2年12月21日,是上海博物馆开馆70周年的日子,70年来,这座博物馆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经历了怎样的融合与互动,博物馆在保护和传承城市文化中有着怎样的责任担当?上博这座文化地标,在展现城市文化积淀,打响城市文化品牌、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座博物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见证和讲述着历史,更在于它为未来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

在上博7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爱上博物馆”专题,讲述“博物馆与大都市”、“博物馆与都市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见证历史,望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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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艺术主编顾村言

上海博物馆书画藏品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博物馆齐名,又富有自身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之特色,珍品精品极多,一直是书画家与全国各地艺术爱好者心目中的圣地之一。

澎湃新闻艺术主编顾村言既是资深媒体人,也是在上海有着一定影响的中青年书画家,在近二十年的工作中,他与上海博物馆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上博典藏文物名迹成为他时时获得艺术养份与技法精进的源泉,上博的专家学者在切磋交流中给予他艺术理念上的开拓。不久前,他在上海大沪艺术空间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村言笔墨志》,以其画作的纪实性与艺术性,收获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他与上博是如何结缘的,又是如何让上博成为其艺术精进的“宝库”的?

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整理的顾村言的口述:

有些惭愧,不能免俗,还是得先攀附一下名人,主要因为这人对我影响确实比较大——“扬州八怪”里的郑板桥是知名度最高的古代书画家之一,我是他真正的同乡。说起扬州,人文荟萃之外,一个特点是水乡,一个特点是古韵,“十年一觉扬州梦”——这是杜牧的诗;“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这是郑板桥的词,“扬州八怪”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儿时喜欢临摹各种连环画,上学后一直喜欢书画,包括曾刻意临习郑板桥那种如乱石铺街的“六分半书”与兰竹,记得中学时有一阵子喜读东坡文章、板桥家书,都有一种亲切、质朴、真诚的感觉,故里风物,让人思念,包括小学时就喜欢汪曾祺,也是因为读来亲切。那时虽然喜爱书画,但却有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在扬州本地,“扬州八怪”的真迹其实极难看到,当时的博物馆里展出的只是复制品,所以只能靠看复制品来感受他们的艺术气韵。

后来,第一次读到“扬州八怪”的真迹给我的震动十分巨大——那是我十多岁时,第一次到上海游玩且第一次参观上海博物馆。当时的上博馆址还不是在人民广场这儿,是在河南路老馆,上博收藏的“扬州八怪”作品之丰富,对我来说真可谓目不暇接,惊喜不断。当时印象最深刻的作品,当然非郑燮巨幅的《竹石图》莫属,此外,还有李复堂的古松、金农的墨梅。我那时候还是个中学生,身高还没挂轴高,又加之直面真迹,扑面而来的前贤笔墨,以及墨韵浓淡间的那种气息,是那些印刷资料与高仿品永远无法感受到的,这让当时的我为之深深震撼与沉醉。当然,审美是会发生变化的,现在面对“扬州八怪”,反而越来越感受到金农的高妙古拙之处,而对郑板桥反而读得少了。

后来,每次到上海都必到上海博物馆,甚至可以说,到上博是来上海游玩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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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村言正在参观上海博物馆书画藏品

而与上博真正开启关系密切的机缘,是我于2003年初从江苏调来上海参加一份报纸的筹备工作,这份报纸就是现在澎湃新闻的前身——《东方早报》。在从事纸媒工作前,我在电视台工作,但我觉得电视承载的思想深度和文字敏感度、开阔性、自由度等远不及纸媒,当时筹备中的《东方早报》在邀请五湖四海的专业人士加盟,记得带了些作品与当时东方早报筹备负责人——后来成为好兄长的邱兵聊过后,立刻感受到一种书生意气与理想情怀,像找到组织的感觉。事实上,进入这份报纸工作后,一直到现在的澎湃新闻,最喜欢的就是其间一直延续至今的人文传统与理想情怀,二十年过去了,这种情怀在当下虽然消隐了一些,但我仍然可以说,这情怀一直在的——想起来,这其实是很让人感动的。

因为爱好使然,我最初在《东方早报》是负责文博方面的约稿、采编,后来担任过文化部的负责人,负责文化艺术板块的策划统筹等,所有这些,无论是采访、约稿、策划等等,都与上海博物馆都有着密切的深度合作。2011年,东方早报推出《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周刊,由我担任主编,这是一份纯粹的艺术类周刊,每周一出版,每期16个版面,可以说是中国体量最大的艺术周刊,与上博的合作深度、广度也因此愈加明显。

我常说,上博对我而言是一个没有围墙、又一直“无法毕业的学校”,不仅是因为它浩如烟海的文物珍藏,尤其是历代书画收藏,素有江南半壁江山之说。其馆藏102万余件文物中,书画类一级品数量占馆藏文物一级品数量近一半,其书画藏品质量之高,由此可见一斑,所藏画史名品有唐代孙位《高逸图》、王献之鸭头丸帖》、怀素苦笋帖》等。

中国收藏古代书画最著名的四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前三座博物馆都是宫廷收藏的渊源和基础,而对上博来说,则是源于民国时期的收藏巨子云集上海滩,也体现出了它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对江南文化名人作品收藏的全面,以及自宋以降有着非常清晰的脉络。比如被尊为山水画逸格的倪瓒的最顶级作品《渔庄秋霁图》、《六君子图》,都由上博收藏。前几年上博办董其昌书画鉴赏大展,也得益于丰富馆藏的支撑。

比起这些完备的收藏,让我同样获益的,是那些或师或友的上博专家们。我与上博最初进行合作时,他们的领导是马承源馆长、汪庆正馆长,他们本身就有非常高的学术造诣,对于文物鉴定与管理非常在行。而在与上博专家们约稿交流的过程中,很多专家并不单纯把我当成一个媒体人,而是很愿意一起探讨研究书画文物中的一些研究话题,上博这些老一辈学者,人品好,学养深,可以说对我影响很大。

因为与上博关系密切,也因此与更多相关学术背景的专家相遇。2004年,我曾与上博教育部的专家郭青生,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古建筑文物研究院的专家同行,一起到山西去走访考察唐宋古建筑,从五台山大雄宝殿、南禅寺,到大同云冈石窟……一路听专家的讲解,收获极大,真是快意,回来后因此推出了一组古建筑的系列报道。

2016年,因为要寻访秦汉唐壁画,我邀请与陕西考古界熟稔的上博原出版部主任、书法家王运天先生做向导,一路访古访画,进行深入采访与约稿,同时第一次直面了秦代咸阳宫驷马图壁画等名迹,真是巨大的眼福。回上海后推出了16个整版的《古壁丹青尚有文——陕西秦汉隋唐壁画考察记》,也成为《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转型为《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的最后一期。

事实上,在上博这所“永远无法毕业的学校”里学到的,不仅有画里功夫,更有画外更多看不到的东西。每来上博,有时其实只是体会一下那些历代名迹的气息而已,也可以说如晋人“雪夜访戴”一般,每每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半小时不少,大半天也不多。一旦立于画前,古人作品带来的清风拂面,仿佛周遭与内心的尘埃污秽被洗涤一空。通过书画以及他们的题跋,你能感受到古人的一些细节、随感以及行为道德规范,可以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也可以说是“得几许清气”,这对我其实有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傅抱石先生当年去日本留学,就从日本的一些博物馆和寺庙中的文物展陈,获得了很多灵感,他认为在博物馆中学到的,甚至超过了他在美术院校所学习到的。我也对傅先生的这一观点心有戚戚。因为自己的热爱与工作需要,十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持续走访古代的摩崖碑刻,并撰写了大量文章,这其中也得到了上博一些专家的支持与帮助,秦汉书法摩崖的苍茫雄浑与内在强悍处对我这十多年来书画风格的影响也是十分清晰的,以书法言,从过去帖学一脉而浸淫于汉三颂、北魏等,既见出飘逸之境,又有壮骨之效。

上博的很多书画展对我们一些同道好友来说,也可以说是一次盛会,也是一次天南海北的同道中人的雅集。每当一些书画特展举办,除了江浙的朋友,北京、杭州、武汉等地的朋友,有的也专程赶到上海,大家一起观展,交流,磨墨,写字,真如陶渊明所言的“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上博主办的一些书画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也有曾幸参与其间并作发言,如吴湖帆书画鉴藏国际研讨会、董其昌书画国际研讨会,记得分别撰写了《吴湖帆对江南逸格的鉴赏与取法》《董其昌的疏淡之美与对倪瓒的继承》等参加会议。

上博的一些大展对当下的书画创作展览也有着很多启发,如上博董其昌大展以后,我在朵云轩曾策划了一个中青年画家借鉴董其昌的切磋交流展,大家拿一些受董其昌影响的;或者跟董其昌关系不大,但是可以看出他观念影响的一些作品,一起讨论,感觉收获都挺大。可以说,这些都是上博给我们的启发。

说实话,走进上博得慢慢看。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博物馆正是一个面向公众、普及美育的绝佳场所,陶冶人心的效果并非一日之功,或许我们无法看到立竿见影的反馈,但随着日积月累,一定会从中获得滋养,进而提高我们社会的整体审美水准。

而在“美育”这一方面,我觉得上博是真的在为书画爱好者,还有那些准爱好者们谋之深远,对其他博物馆的策展是有先导与启发意义的。2002年上博的晋唐宋元国宝展可以说是国内博物馆以明星国宝挂帅展的先声,而美国藏中国绘画经典展、日本藏中国书画珍品展,都可以说是中国文博界的盛事,而在“元青花瓷器”特展、“董其昌书画鉴藏大展”等上,则体现出学术的思考深度与全球性的眼光。同时在展陈上颇多匠心,比如董其昌有画禅室,上博就打造了一间“画禅室”,放置了董其昌一些比较著名的对联,以及笔墨纸砚,让观众可游、可观、可居、可赏,且加入了对多媒体的运用。为了让观众更深入地了解相应展览而非走马观花,上博与之相关的出版物并非简单的图录,而是会汇集一些有深度的文章。记得当年上博教育部结合“四王”特展策划了江南文化考古地理学的系列丛书,结合古砚特展策划了《中国古砚:考访与研究》,我也提交了《端溪访砚》与《龙尾山下访歙砚》两篇文章,上博每办一个特展,其实是上下左右打通着做,最后这个展览成了一个立体而长远的展览,我觉得做这些事情远远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博物馆的胸襟和视野。

这次采访适逢我的画展《村言笔墨志》在上海大沪艺术空间展出,比较巧,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意外”,《村言笔墨志》大多是2022年春夏间记下的一些书画作品,有以书法与国画形式纪录现实之作,也有不少山水、人物、花卉。

其实画展参加过很多次了,但这次个人画展倒是第一次。由于疫情原因,主办方要求凭邀请函才能观展,但展览开幕后没想到影响那么大,对于其中记录封控时期的画作,听展馆的人说好几次有观众在现场痛哭,让我非常感动。

疫情封控期间,我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很郁闷的,所以那段时候写字画画特别多,这对我也是一种疗愈。《村言笔墨志》里的一些记录封控的画作有的很多就是那时画的。心绪不宁的时候,也会看各种历代书画图册,或者是之前买的一些高仿品,自己在家观摩,不知不觉间几个小时就悠然度过,这种体验,我觉得是其乐无穷的。

我的书画,大多可称为笔墨中的“辞达”,即“辞达而已,写意而已”。或亦可称散怀,即抒发情感情绪,见出生命中的状态。从儿时临摹各种小人书开始,到现在,沉迷书画几十年了,一直乐在其中,也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文人笔墨带来的自在与逍遥。就像前些年自己为《朱豹卿墨笔画稿》所作的序言所记:“朱豹卿先生在当下的意义在于,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阴差阳错地通过绘画这一渠道安放自己的生命与文化所寄,因其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不为这个时代的虚浮之风所左右,不为功利的种种噪音所迷惑,最后反而成就了自己。”“如豹翁所言:“画之至用在自由,这是她最高的妙用。书画之妙用在能营造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园地,一个灵魂安息的港湾,一个真正自由的天地。‘画’爱这种自由的快感,这种快感虽然短暂、虚幻,确也真实存在。”

作为一个媒体人,画笔也是我记录社会现象、抒写胸中意绪的一种方式。元代倪瓒有“聊写胸中逸气”句,郑板桥画竹题诗则有:“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其实我不喜欢被叫作“艺术家”,因为我觉得书画对我来说就像喝茶、吃饭一样,是我个人的一种平常的生活方式,也是我表达对生活、对社会看法的一种手段。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说:“书者,如也。”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进一步释曰:“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其实我所书写的,便是我的生活、我所耳闻目睹的一切,我所感受到的、反思到的那些,是我对当下的真实朴素的感受,而其背后,其实有两个字——“人本”,或者说——“人本主义”。

石涛所言的“笔墨当随时代”并非虚言,我希望以后可以再朴素一些、再本真一些,有一天用笔墨真正做到“辞达而已,写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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