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象认识法,可以在一石二鸟问题中,判断当树上剩下一只鸟的时候,准确判断这只鸟是死鸟还是活鸟。而西方数学对这样的数学问题却没有办法计算。这就是中国古代数学与西方现代数学之间认识论与方法论之间的重大差异。
西方的几何学的基础元素有四个(点、线、面、体)。
基础几何元素是点,
线是点的连续认识,
面是线的闭合认识,
体是面的闭合认识。
体与体之间的关联关系,则是西方几何学之外的内容表达。
中国古代数学的属性几何学,则有五个几何元素(端、向、相、象、系)或(点、线、面、体、系)。
端不是孤立的点,
向不是射线,
相不是纯粹的面,
象不是抽象的体,
系则必然是体与体形成的关联关系体系或者系统。
西方几何学只是数学中的一门分科。
中国古代属性几何学则与中国古代数学的数字表达体系浑然一体。
从这个认识层面上来讲,自然数是认识自然的工具,而不是西方数学中的整数。
在点、线认识层面上,中国古代数学的属性几何学与西方数学中的欧氏几何学之间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差异。
在欧氏几何中,对点与线关系的认识只有三种分类:直线、射线、线段。
中国古代数学中对端与向的认识,则进入了四象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先进范畴。可以把端与向的关系分为
无始无终(无端,直线)、
无始有终(无始端,有终端)、
有始无终(有始端,无终端,射线)、
有始有终(有始端,有终端,线段)。
始与终,都是中国古代数学中的端午认识,称为始端与终端。
所以,对于一条线,有无端点就产生了四种情况:
无端(无始无终),
一端(有始无终、无始有终),
两端(有始有终)。
这样,中西方数学在数数上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认识。
中国古代数学认为:形貌的点性、线性认识,应该有四种形貌构成。
西方数学则认为:点和线作为几何元素的构成,只有直线、射线、线段三种。
那么,中国古代数学对点与线的关联关系为什么有四种认识,而在数字表达上却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呢?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一端的认识逻辑,中西方是不一致的。
那么,这种认识的核心理念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其实,就是如何来认识(数字一)的问题。
直线,不是人类可直观认识的(数字一)。因为,它无始无终。
那么,“端”是人类可认识的(数字一)吗?
在中国字典中,“端”的解释为正、直,端端的解释为端正,不倾斜。如陆佃解:端端,倾倾之反。引申为纯正、庄重。 表达刚刚、恰恰的意思。
所以,在(钟鼎文化时代),中国古代数学对(数字一)的认识,是在一条无始无终的线上找到了一端之识。这条线上的一端之识,并不是把一条直线分割成同一原点的两条射线,而是用(形貌与属性的关联关系)表达了在这一端点的(左右、前后、上下),都存在一对倾倾之反的属性相对关联关系。
这种关联关系的形成,是由(无始有终、有始无终)两个倾倾之反的相对属性(运动抑扬、更相动薄)构成的。所以,早在(钟鼎文化时代),中国人对(数字一)的认识,就已经是两个倾倾之反(阴阳)的(运动抑扬、更相动薄)过程的二合而一。
也可以说,一端,就是把直线一分为二(一个是无始有终、一个是有始无终)的运动状态形成的衔接关联。
一端之识的产生,解决了对线性运动变化的属性认识。即,
无始有终为来向,
有始无终为去向。
来从来处来,
去从去处去,
有来有去的更相动薄才谓其“端”。
这与西方数学的原点射线式的认识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原点射线认识虽然也具有正、负属性方向的相对性,但是,二者之间分而不能合,合成的原点不能再进行属性分割。因此,
原点不可再分,
射线不能再合。
正就是正,
负就是负,
二者只有倾倾之反而无法更相动薄进行一体化的变化。
所以,应用端午术的数字四象认识法,可以解决对一石二鸟问题准确判断。
西方数学对这样的问题,称为两个不同的属性一的问题。对两个不同属性的一,是没有办法进行计算或者判断的。原因是西方数学中的数字产生,是建立在把世界上的事物高度抽象为完全相同基础上的条件化过程。这与中国古代数学端午术的四象逻辑方法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用数字的纯粹量值表达方式,来表达形貌运动抑扬的变化状态或者属性的倾倾之反相对性所产生的更相动薄,是根本无法完成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与逻辑判断的正确性的。
这是数学基础逻辑与人类认识逻辑、判断逻辑进入了绝对化理念认识的误区。
这是人类认识静止事物的方法与认识(运动抑扬、更相动薄)事物的方法上形成的本质区别。
古代,端午也称端五,或称端壹、端贰等。
端壹,被解释为庄重专一,指正直不阿,或者农历五月初一的别称。
端贰,则变成了尚书或仆射的别称。
那么,这些端与数字构成的词汇,在钟鼎文化的甲骨文时代,又与端午节的知识体系有什么关联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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