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篇）理论研讨交流会发言汇编

理论研讨交流会发言汇编
（7篇）
目录 深刻把握“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1 在科学认识“教育、科技、人才”的关系中推进应用型大学建设?3 牢记使命再出发砥砺奋进新征程?7 牢记“三个务必”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9 坚持守正创新增强历史主动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13 笃行不怠新时代踔厉奋发新征程?16 牢记教书育人初心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19
深刻把握“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两个结合”重要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强调指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我想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谈一点学习体会。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初是由介绍西方思潮的传教士介绍到中国，后来一批资产阶级学者也开始陆续介绍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如《共产党宣言》的一些内容，开始系统传入中国是到了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无产阶级思想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个时候一些革命者如蔡和森、施存统等人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早期我们的革命之所以会遇到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就是因为结合得不够好，不知道怎么结合，或者说没有摸清楚中国的实际，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及复制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根据自己多年对中国情况的调查，发现中国革命面临的现状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时代以及俄国的实际都大不相同，从而摸索出一条新的中国革命道路，摒弃了早期的经验主义和王明等人的本本主义。并在1938年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发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不适合中国，中国要寻求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因而又提出二次结合的问题。改革开放至今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好的展示。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与两个结合的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一般理解为：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指导中国实践；二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两个结合，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重结合，才能实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和在中国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目标。但是在对待“两个结合”上，但是怎么结合、结合什么，这是一个需要深度思考和深刻把握的实践难题。三是如何推进“两个结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面对纷繁复杂、动荡不安的国际竞争形势，如何解决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问题？需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那么如何推进“两个结合”？首先要深刻把握“中国具体实际”的内容指向，也即结合点。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其应有之义。但对于这个具体实际，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情、区情、市情，也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中国的现实。“具体实际”大致我们认为应该包括基本国情、所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中国人的性格等等。其次要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积淀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挖掘其中可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因，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生动力，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了民族血脉和文化根基。但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文化博大精深、精华与糟粕并存，我们要结合的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1925年郭沫若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马克思进文庙》，以一场虚拟的交流辩论的方式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之间的共通与不同，去年在读一本山东大学哲学教授何中华先生的一本书《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很有感触，作为社科工作者，当前要做的工作就是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激活这些基因，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文化血脉，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智慧。
在科学认识“教育、科技、人才”的关系中推进应用型大学建设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一论断是对“教育、科技、人才”的新提法新理念新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应用型大学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一、领会贯彻二十大关于“教育、科技、人才”关系的重要论述。“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报告第一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放到一起进行整体部署，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首先，辩证地把握三者的本质内涵，既突出其独特性，又揭示其联系性。就三者的本质内涵来说，教育的社会活动属性、科技的知识操作属性、人才的异质资源属性，在理论上各有侧重，教育为科技和人才提供基础，科技为教育和人才提供动力，人才为教育和科技提供主体。就三者的具体实践来说，将三者置于“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引领”等战略层面展开其内在联系，明确三者共同构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强调是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系统联动、彼此衔接、相互支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将三者放在国家重点领域的运行机制之中，教育造就人才、人才助力科技、科技反哺教育，各有侧重、久久为功。其次，系统地把握“三位一体”的联系，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加以审视。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视野下，三者难分先后、不分伯仲，而是各有侧重、各占一方、各有千秋，属于典型的“三位一体”的立体结构，构成多维协调的立体空间，彼此支撑、相互勾连、互通有无、循环互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互为基础、互为起点、互为目的，形成共有共建共享的良性互动，共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方略。最后，全面地把握各自工作重心，形成各领域聚焦顶层设计的系统工程。国家分设教育、科技、人才等工作领导小组，秘书处所在单位互为其他两个领导小组成员，教育工作聚焦立德树人，科技工作聚焦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工作聚焦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三者在根本方向、目标追求、顶层设计上高度统一，形成各自独立、自发优化的联合体、协同体。全面系统辩证地把握“教育、科技、人才”的关系基础上，还要注意三个“第一”、三个“战略”、四个“新”。三个“第一”各有重心、各有领域，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同时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还需要其他生产力、其他资源、其他动力。三个“战略”，“科教兴国”战略是“教育+科技”的一体协同，“人才强国战略”是“教育+人才”的一体深化，“创新驱动引领战略”则是“科技+人才”的一体推进，又可以分为总体方略和具体方略，有其内在逻辑与外在逻辑。四个“新”，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衔接、一体联系、一脉相承、一体协同，与三个“战略”有机统一、紧密联系，二、贯彻二十大精神，推动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应用型大学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在科学处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用型大学建设。首先，聚焦教育基础性作用，坚持立德树人、教育优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发挥教育在传播科技知识、培养各类人才方面的条件性作用，深入发挥教育在创新科技、培育各类高端人才方面的主体性作用，拓展发挥教育在应用实践、用好用活各类人才方面的发展性作用，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推进教育数字化，加快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构建对接“岗位核心能力+职业素养”的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真正将一线工作岗位对知识、能力及素质的要求、标准反映到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中。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引企入校，引进教学性生产线，建设基于真实场景的真学真做物理平台，把教学场景与生产场景相融合，打造人才培养的直通桥梁。其次，聚焦人才主体性作用，坚持人才强校，实施人才引领驱动。聚焦教育长足发展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聚集“四有”好老师、新时代“大先生”，针对“四个面向”开展实践创造，培养、引进、用好科技领军人才、科研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复合型人才，加快应用型师资体制机制建设，将优秀人才汇聚到教育事业中来。最后，聚焦科技动力源助推，推动科技自立自强，融入区域创新发展。科技是教育和人才的助推器，科技创新与转化是应用型大学发展的动力，要聚焦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在各类“卡脖子”技术上开展有组织科研，以国家、省市产教融合政策为依据，深入推进产教科融合、校企科合作，大力开展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将校企联合研发作为推动学校应用型转型的重要一环。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核心地位的认识出发，深刻应用型大学科技体制和评价机制改革，建立开放、创新、和谐的科技生态。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重大理论创新和伟大实践，要求我们全面系统辩证地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关系，在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应用型大学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牢记使命再出发砥砺奋进新征程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的政党。自我们党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为之进行不懈奋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总书记使用“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这一重要表述，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诠释，更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庄严承诺。
政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话题，政党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到近代的产物。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是国家政治的核心驱动，政党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政党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关键所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起步越晚，它的现代化进程就越需要在更强的组织手段下完成，这种更强的组织手段只有借助于政党的力量才能完成。正因如此，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就指出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
从历史上看，执政党的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模式。学者们通常将以赢得选票为目的的政党称为“选举型”政党，而将以实现信仰为目的的政党称为“使命型”政党，前者主要是指欧美等国家的政党，而中国共产党则属于使命型政党。“选举型”政党的运行逻辑在于，政党追求的目标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赢得选举。实际上，“选举至上”主义已经成为西方选举式民主的通行规则，继而引发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至上、资本至上、贫富分化等严重社会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不仅表明我们党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更表明党始终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视为使命与政治责任。在英文词汇中，“使命”一词可译为“Vocation”，其词根“voc”表达的是“发自内心地呼喊”这一基本意蕴。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看，使命型政党具有如下特征：坚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危机意识、严密的组织体系、完善的领导制度。具体而言：一是我们党始终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视为最本源的内驱力；二是我们党自觉以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的姿态，投入到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伟大事业当中；三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现代化中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勇毅前行、踔厉奋进的精神姿态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使命型”政党所具有的把握规律的科学性、道义立场的高尚性、政党理论的先进性、纲领策略的科学性等因素，使得近代以来苦苦探索民族未来与国家出路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并“自觉”性地将党的“使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滋养个人精神气质，培养了百折不挠英雄气概。政党的力量源于每一位党员的力量。的“自觉自发”行为，可以理解为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自觉追求、对这种自觉是一种强大内驱力，是一种在行为主体认识自己与其他的哲学自觉，构成了理解自我与他者乃至外部世界关系的哲学范畴，从社会行为角度讲，意味着认同并付诸行动的关系认知。从革命战争年代，“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豪迈主义情怀，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发展时期的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等情怀的传承，无不浸淫着使命型政党的价值底蕴。正因如此，党才能团结带领广大人民敢于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前进，敢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使命型”政党的“使命感”塑造了踔厉奋进、勇毅前行的巨大成功，谱写了人类政党史上的人间奇迹。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再到改革开放新时代，正是基于“使命型”政党的价值底蕴与使命引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踏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式道路，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自觉、自主”性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灵魂所在。正如***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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