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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宋红英16岁。

那时，她是黑山县白厂门村最能唱的姑娘。

平时说话就响亮，甩开嗓门唱起来，更是开阔明朗。

但凡谁家办个喜事，都会拉她去唱几首。

后来，在村长儿子的婚礼上，她遇到了宁友平。

宁友平是村长的侄子，虽然刚刚22岁，就被安排在主桌上吃饭，因为他在北京管乐器厂上班。

那个时候，见过天安门的都是贵客。

大家都想知道，天安门广场有多大，莫斯科餐厅有多洋气。

说话的时候，宋红英上场了。

她先唱了一首《边疆的泉水清又清》，接着又唱了首《北京的金山上》，都是当年最流行的歌。

宁友平说着说着，就被歌声吸引了。

他问：“这是谁啊？”

村长说：“咱们村的小喇叭。”

“唱得这么好，在村里当小喇叭可惜了。”

“村里姑娘还能干啥呀”

“我认识个文工团的老师，可以帮她介绍一下。”

后来，宁友平还真帮忙联系了。

宋红英从黑山县坐车去了沈阳，又从沈阳搭火车去了北京。

她还不太清楚自己的人生从此就要被改写。

她只是直在想，这个叫宁友平的人到底长什么样来着？

村长儿子大婚那天，她只记得桌子上的小鸡炖蘑菇和猪肉炖粉条。

1989年，北京一堂45分钟的声乐课要20块。

2009年，一堂课300块。

可是1979年，陶静不收钱。

陶静是文工团的独唱演员。

那时候，金钱远比不过“惜才”二字更重要。

宋红英一下火车，就跟着宁友平去了陶静的家。

陶静听了宋红英的“边疆泉水”说：“这个姑娘是个好苗子，干脆就住我这儿吧。帮忙做点家务，就当学费了。”

宁友平说：“那太好了，要不然还得把她塞到我朋友的宿舍去。”

那天陶静留宁友平吃饭。

也没什么好菜，一大碗酸菜冻豆腐，一盘土豆丝。

宁友平说：“陶姨，听说云南那边知青闹绝食，中央都去人了，我看晓莹快回来了。”

“别听风就是雨的，瞎说什么。”

经历过时代洗刷的人都懂得谨言慎行的重要。

可宁友平还是从陶静的眼里，看到了期盼与希望。

帮忙洗碗的时候，宋红英悄悄问宁友平：“晓莹是陶老师的女儿吧？”

宁友平点点头说：“嗯，下乡去陕北了，走的那年和你现在差不多大。”

宋红英嘻嘻地笑了，她说：“等她和你现在差不多大，你是不是就要娶她了？”

宁友平的脸有点红。

他说：“你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

宋红英在照片里见过晓莹。

齐眉刘海儿，麻花双辫。

一对酒窝，笑出一缕春风。

早几年，父亲陈国邦因为成分问题，在写不完的检查里郁郁而终。

陈晓莹高中一毕业，就被迫去了陕北接受再教育。

命如洪流，把一家人冲得生死离散。

1980年，千万知青回家返城。

陈晓莹却只回了一封信。

她说了近来形势，又问了北京可好，最后写道：“妈，我回不去了。告诉友平别等了。”

收到信的那天，宁友平刚好来看宋红英。

他把信的最后一句读了几遍，放下就走了。

宋红英跟着他出了门。

老旧的筒子楼，长长的走廊，昏黄黑沉。

宁友平不知碰了谁家摆在灶台上锅碗“哗啦”倒了一片。

宋红英一边蹲下捡碗，一边仰头开骂：“你怎么这么怂啊!有瞎猜的工夫儿，还不如去找晓莹姐问清楚为什么不回来！”

宁友平停下来，没转身。

宋红英小心翼翼地问：“你生我气了？”

宁友平摇了摇头。

他只是觉得，这个直来直去的“小丫头片子”总是说到他心里去。

1981年初，宁友平坐上了去山西的火车，挤在他身边的还有宋红英。

她是代表陶静去的，背了西单买的裙子，稻香村的果脯，六必居的酱菜和两只一按就出水的压力暖水瓶。

宁友平做足心理准备，可到了还是小吃一惊。

陈晓莹结婚了，孩子已有两岁。

丈夫赵永贵是当地农民，干得一手好农活。

起初陈晓莹让赵永贵把他们挡在门外不让进。

但后来还是见了。

此时正值开河，黄河断裂的冰层响彻天空。

陈晓莹站在岸边，对宁友平说：“对不起，我熬不下去了。我没想到还能有回去的这一天。”

宁友平看着她被风霜催磨的双颊，醉人酒窝里盛满皴红的细纹。

他突然就号啕大哭起来，像身边凌汛的河水，狂怒咆哮。

他说：“跟我走！他敢拦着我就他妈的杀了他。”

陈晓莹笑了笑，叹了口气：“你杀得了一个人，可杀不了一个时代。还是回去吧。”

那天晚上，陈晓莹做了开河鱼为宁友平接风送行。

黄河鲤鱼经过一冬的安养净化，肥美鲜甜。

它一生最好的菁华，都化做了一盘任人品尝的菜。

陈晓莹倒满两杯酒，为宁友平唱了首禁歌。

那里的丽君的《何日君再来》，只是改了一句词，“唉，再喝一杯，干了吧。今宵离别后，他日君勿来。”

在宋红英的记忆里，那是她听过的最动听的《何日君再来》。

后来，不论偷听敌台里的邓丽君，还是买盗版录音带里某某红歌星，都比不过陈晓莹的那一曲。

宁友平隔三差五的，会给陈晓莹寄些东西，但他再也没去过山西。

有一次，宁友平对宋红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去吗？因为我知道晓莹的自尊心太强，她不想我看她现在的样子。”

宋红英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唉，是要有多爱一个人，才会听话地不去看她。”

宁友平咂了咂嘴巴，无言以对。

他打岔说：“少跟我耍贫。来，给大爷唱个小曲儿解解闷儿。”

宋红英张口就唱了那首《何日君再来》。

好像就是从那天起，宁友平发现曾经的小丫头片子长大了。

不只能唱大开大放的革命歌曲，也能把小弯小味情歌，唱出青涩的风情。

那是1984 年，宋红英21岁。

有陶静的点拨，她顺利考进文工团。

凭着一把爽利好嗓受到了团里重视。

全国各地慰问演出都要带着她。

陶静基本上把宋红英当成女儿看了。

操心她的工作，也操心她的感情。

她给她介绍几个男朋友，宋红英都没看上。

陶静说：“红英啊，你的门槛也不要放得太高了。”

可宋红英不是门槛太高，而是喜欢宁友平。

只不过，她自己都无法解释这种喜欢，是因为他那样认真深刻地爱着另一个人，而默默喜欢他。

于是曾经心直口快的小姑娘，也有了不能说的心事。

1986年，后知后觉的宁友平终于发觉宋红英对他的好。

也可能是因为他开始把宋红英当成一个女人，才渐渐了解了她的心意。

总之这一年，他们的关系明朗起来。

宁友平来陶静家里，不只是打听陈晓莹的情况，还会约宋红英一起看电影，逛公园。

陶静是明白人，如果没缘分把女儿嫁给宁友平，她宁愿宋红英有这个福分。

第二年年底，宋红英如愿以偿地出嫁了。

虽然她知道，宁友平永远不会像爱陈晓莹一样爱自己。

1989年，宁友平从国企出来，在中央音乐学院门前开了家乐器行。

他们为了宋红英的事业，决定晚一点要孩子。

当然，也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把人口降下来。

这一年的6月，陈晓莹自杀了。

她固执地把自己留在了旧时代的尾声。

后来宋红英回想起来，陈晓莹一定是患了抑郁症。

可那个时候，谁懂呢。

同年10月，陶静心灰意冷，病逝于北京二院。

1992年，一个13岁的少年，来北京找宁友平和宋红英。

他是陈晓莹的儿子，他说：“我妈去世以后，我爸天天喝酒，还打人。上个月，他被抓到局子里去了。我妈活着的时候说过，我要是过得不好，就来北京找宁叔叔和宋阿姨。”

宋红英看着他脸上那对春风般的酒窝儿，一把抱过他哭了。

她说：“忘平，以后这就是你家了。”

是的，陈晓莹的儿子，名叫赵忘平。

宋红英和宁友平再也没要孩子。

起初是为了事业，后来是因为有了赵忘平。

2001年，43岁的宁友平查出早期肺癌。

4月手术做得很成功。

他庆幸感叹，老天放他一马。

这一年，赵忘平大学毕业。

宋红英跑断双腿，把他的户口从山西调到北京来。

2006年，宁友平癌症复发。

这一次，老天没有放过他。

按宁友平的要求，他最后的日子从医院搬回了家。

是12月的一个清晨，宁友平很早就醒了。

阳光清清亮亮地照进来，像某个喜庆的日子。

宋红英听见他翻身，也醒了。

她说：“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宁友平望着她，说：“哎，再给大爷唱个小曲儿解解闷儿吧。”

宋红英扑哧一声笑了。

她又唱起了那首《何日君再来》。

可宁友平却挡住了她的嘴。

他说：“红英，你是不是觉得，我一直都喜欢晓莹？其实不是。我只是先爱上晓莹，后来爱上了你。唱那首《边疆的泉水清又清》给我听吧。我第一次认识你，你就在唱那首歌。”

宋红英扑在宁友平的怀里，哇的一声哭了。

她从没奢望得到宁友平全部的爱。

可是，她得到了。

2007年的2月，宁友平在乒乒乓乓的鞭炮声里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2013年，30岁的赵忘平，事业小成。

他在和平里买了套4室2厅的新房子。

宋红英和准儿媳颜佳语收拾了一个星期，才把新家布置好。

宋红英在客厅的墙上，挂了许多的照片。

有陈国邦、陶静、陈晓莹、宁友平、赵忘平、颜佳语和自己。

命如浮萍，颠沛流离，辗转进退，终是聚成一家人。

（女报作者：岑桑首发于女报杂志）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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