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生的伴侣
——记我的书籍三次大迁徙
乐七天
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培养其它的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从小养成的买书、读书、藏书。记得参军前,自己已经收藏了有40多本大书和30多本小人书(连环画),这在1970年底的“缴书焚书”的年代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参军临离开家时,仅仅带了几本,其余都藏在放杂物的一个棚子内。可惜的是,我走后,一部分书让父亲给卖废品了,小人书让弟弟用剪子绞成小人贴窗户玻璃上玩了。说到这些书,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二姨夫,他在我参军后向我父亲借走了一部分书并保存下来,我结婚时还给了我。(我的二姨夫于2022年11月27日手术后死在医院,直接被送到殡仪馆火化。)
到部队的最初9年中,自己用津贴和工资购买收藏了一部分书。那时没有单独宿舍,都是几个人住在一间房内,自己的书除了放办公室外,就是用纸箱子装着放在床铺底下,每逢有战备任务(如1971年“9·13”事件和1979年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这些书就成了负担;还有就是部队内务卫生大检查,这些藏书经常被点名为清整对象。
1979年9月份,由于我的工作调动,所以我的书籍开始了第一次大迁徙——由沧州运往唐山。
当时是想通过铁路托运慢件。为了尽量减少份量,所以将一些自己认为没啥收藏价值的书籍和材料让炊事班长用排子车拉到伙房当引火的废纸了;其余的装满了13个纸箱子。
就在我为怎样倒运到火车站发愁时,我的一位在下边团里任干部股股长的老乡找我说,他所在的团用解放牌大卡车往师部送物资来了,回去空车路过唐山,问有啥东西往家带没有?我听了这个消息,真觉得是久旱逢甘露啊,赶忙告诉他:“有,就是书。”
第二天下午,大卡车开到了宿舍楼的北门外,我就组织人往车里装。就在这时,被路过的杨锦师长发现了,他责问是谁在装车,装的什么东西,报专案组批准没有?
原来,在8月份的一个夜间,师机关办公楼内发生了一张支票被盗案,司令部管理科的管理员将购物支票装在军装上衣兜里挂在办公室的大衣架上,晚上办公室的窗户没关,夜里有人跳窗户进去将支票盗走,到百货公司购买了十几块日本进口的手表,支付了大约4000多元,当时被列为一个大案来侦破。由北京军区、省军区和师保卫部门并会同沧州市公安局的相关人员组成了破案组,破了两个星期都没进展。专案组有个规定,没专案组的批示,任何人不准往营房外拉东西。
对这个规定我是知道的,但当时想东西不是我偷的,同时车又是临时开来的而且马上开回去,我又是调动工作,没时间和专案组打招呼。既然杨师长追问了,我只好跑过去向他解释。
都说杨师长是师里的一霸,没人敢轻易接近他。可那天经我这一解释,他当时就发话应允放行了。那天,我没有跟车回唐,我的老乡和司乘人员辛苦了。
待我随后不久回到家里时,见到13个纸箱占据去了父母和兄弟妹妹居住的地震后半简易房子的空间时,自己的心情很不是滋味,扪心自问:收藏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就在当年底,在老家叔叔大爷和叔伯哥哥们的帮助下,给我盖了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简易房,并打了两个当时非常流行的大衣柜。将我的书籍安置在大衣柜中。那时,新婚妻子与我常因放物品和找东西发生过争执。说实话,房子空间太小,书籍占空间太多。
1984年,单位在市中心分给我一套两室一厅的楼房,这让我喜上眉梢。我和内弟在国庆节放假期间,用排笔蘸涂料将屋子粉刷一新。
有了新房,我的书籍开始了第二次大迁徙,由靠近市郊区的简易房往20多华里的市中心楼房搬。办法是最古老的——蚂蚁搬家式(或愚公移山式),就是每天早晨上班离开家时,用自行车驮一部分书到楼房里送。
每天清晨,当我驮着自己喜欢的宝贝穿行在大街小巷,穿过车水马龙,心里总是充满阳光。那时,我感觉到读书人因为有书觉得特别富有,有一种傲视群雄的心理。大约倒腾了个把月的时间,我就将书籍全部倒动完了。
1985年1月5日,我和妻子、女儿告别了简易房,住进了楼房。那时,因为新居没有书橱,也是将书放在壁橱和纸箱中,纸箱堆放在床铺底下。
有了房子,自己更放心大胆地买书了。我最不爱听的话就是妻子威胁我的:“早晚有一天我一把火给你烧喽!”
1987年初夏,我的一位战友在师院读大专班,因为要写一篇毕业论文,到我家借找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参考书。我说借书可以,但你得帮我把床铺搭起来,从铺底下再将纸箱子拽出来才能找到。因为急需,我的战友也顾不得天热,一直翻到为止。
他尝到找书的不易后,下决心让我画图纸,给我定做了4个书柜(他那时在后勤部门负责营房建设),每个书柜高1.9米、宽0.9米、厚0.40米(可放里外两层书籍)。为了防止由于书重压弯横板,特意在每个横板中间又纵向夹了一个支架。多年来,不管多么沉的书籍重压,横板未被压弯。
后来,我的那位战友调到北京总部后,又回来照我的图纸也打了4个书橱,但运到北京后觉得不对劲,认为尺寸弄错了。我一问,原来他是只放一排书,当然显得太厚了。多年过去了,给我定做书橱的战友已经定居到他认为有可能“最先进入****”的某国了)。
当时每个书柜才收了我100元钱,玻璃是后勤部长赠送给我的。成本低多了。从1985年到2007年,22年的时间,我的书籍一天比一天多,但房间却仍是那样大。我还曾和女儿商量,待她结婚后让她带走一部分,减少点空间。女儿也曾答应了。
2001年我退休时,在单位的藏书根本无法往家里搬运,因为没地方放。所以,我给单位求情,请先允许我占一间房子存放我的书籍,待有了大房子再搬走。7年间,单位更换了几任领导,有的因为过去没在一起处过事,对我占房的事颇有微词,也曾传到我的耳朵,而且也曾丢失了几本,我向在任的领导提出过索找,但没有答复。
退休后,我在报社打工时,又购买收藏了一部分书。好在报社有一间宿舍,里面还有三个大书柜和三个小书橱,也让我摆满了书刊。为此,我深怕报社将我辞退,因为我的书没处放啊!因为如此,也限制了我往别的单位“跳槽”(其间,真有几个单位要我去的,但考虑再三,都让我谢绝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万一我走了,报社领导让我退房我的书一时没有去处)。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整天为书的存放发愁的时候,2006年11月,部队有偿分配给我一套比原来住房大一倍并带地下室的经济适用房,这让我欢喜若狂,夜不能寐。
在考虑房间的功能时,我首先考虑布置一间书房。为了给书营造一个好的存放环境,我最初想按自己的设计打一面墙的书柜,但别人劝我,自己找人打得再好也不像买的好看。于是,我开始转市内的家具市场,看了又看,选了又选,最终花了5000多元选中了亚美特书柜,高2.2米,宽0.84米,厚0.40米,黑胡桃颜色,上半部分为不锈钢框玻璃对开门,下半部分的木门和抽屉为白色烤漆。买后摆放在新居的西墙山,屋里显得很有气势。我还从常记家具总店花1800元购置了一套与书柜颜色相匹配带附台的写字台。于是,我的书籍开始了第三次大迁徙。
即将迁徙的头天晚上,我让女儿用数码相机在书柜前拍了几张照片留作纪念。毕竟是陪伴了自己20多年的书柜啊,总是有感情的。由于我的“喜新厌旧”,它们很快就将被搬到新居的地下室,临走前再让我穿上军装和它们在旧址合个影吧!
这次迁徙的方式仍与第二次相同——蚂蚁搬家式(或愚公移山式)。所不同的是,①这次距离较上次近(也就是3华里); ②我可以早晚各送一趟;③老伴也一天两趟帮我运;④晚上女儿可以利用上夜班路过新家用汽车顺道运几纸箱子。
在运书途中,女儿问我:这么多书你是啥时候买得呀?我告诉她,在她小的时候,我几乎每周都要到新华书店去,每次去都要采购一些,连书店的店员都认识我了,有好书都给我留着,其中最贵的要数线装本《金瓶梅》了,当时是花了800元买的。女儿说,这也是一笔财富啊!《莎士比亚全集》6卷本当时买才7.15元,现在可就翻番了(当然工资也跟着翻番了)。
在全家人的努力下,大约倒动了10来天,就将老房子的书籍迁徙到了新居。因为屋内地方有限,加上等着重复使用纸箱子,所以每次运到后就不分次序类别地将书装入书橱。在倒动完后我又用将近3天的时间在新房子进行分类整理摆放。星期六晚上,我没老房子吃晚饭,老伴用带胆的热水瓶送来热乎乎的挂面汤,让我在6点和9点吃了两顿。老伴说,“看见你的书比看到小姘还亲”,“在老婆和书面前你是宁可要书也不要我。”
因为柜少书多,有的已经装不进去只好撤下来,码放到纸箱中,等着老房子腾空的4个书柜和1个铁皮柜搬到地下室时,再把从老单位及报社寄放的书运会一起转放到地下室去。
我的书籍经过三次大迁徙已经各就各位。每当我站在高大的书柜面前,心里觉得特别的充实、自豪、富有。尽管我也曾怀疑这些书的用途和命运,但我始终认为:只有它们,才是能陪伴我到终生的伴侣。
【作者简介】乐七天,本名施贵林,曾用名:顼旎、唐悠客、竹林十仙、慕古思今、兰新天、郑歆、郑一歆等,男性,50后,河北唐山人。从军30年。退休后,应聘在地方报社当了12年的编辑和记者。现为省作家协会会员、市老年摄影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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