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表现自述100字，学生思想政治表现自述100字

年轻时的段富忠

段富忠的转业军人证明书

段富忠的转业军人证明书

段富忠（中）和友人在荣连超烈士故居

我叫段富忠，东昌府区梁水镇镇河下荣村人，如今定居在洛阳市。

我于1930年9月6日出生在一户贫苦家庭。我村的荣连超（1909.08—1943.06）的辈分高，我得喊他老爷爷。荣连超尊号石林，我村当时喊其号的人比较多。

我认识荣连超是在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北京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当时荣连超刚从外边（天津）回来，中等个头，穿着军装，积极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我们小孩子尤其爱听。他说日本鬼子从好几年前就开始侵略中国了，日军占领了东北，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朱德、毛泽东带领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就是为了到北边前线打日军。他还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讲当时国内国际形势，教我们唱抗日歌曲。有首歌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百姓最爱听，有的村民都能背下来歌词。我们小孩子最爱听荣连超唱《大刀进行曲》，有时我们跟着他到附近村去唱，吸引不少大人孩子出来听，我们拿一个木片当作一把钢刀，一扬手像是向鬼子头上砍去。

荣连超还告诉我们，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时期，如果遇到日本鬼子，千万不能把八路军的行踪告诉鬼子，说出去的人就是汉奸卖国贼，会成为像秦桧一样留下千古骂名的人。

东北讨生活 煤窑当劳工

在1939年以前，也就是我9岁前的那段日子里，时任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的范筑先将军领导抗战，荣连超参加的第十支队在中国共产党和范筑先的领导下，在抗击日寇、保卫鲁西北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当时的鲁西北还算太平。

1938年底，由于日军步步紧逼，聊城失守，范筑先殉国，各县相继沦陷。范筑先部队多数溃散，王金祥、齐子修、吴连杰竟成了伪顽部队，我家所在的堂邑县，日、伪、顽、杂、匪相当猖獗，我就被土匪劫过道。有次我到甘官屯赶集，我藏在身上的钱全部被汉奸吴连杰的士兵搜走了。当时除了有劫道的，还有明着讹人的，我村有个孬小（方言，不好的人）勾结吴连杰的士兵，到村上富裕人家说：“我放在你家的两把手枪、300发子弹，当官的让马上拿回去。”村民知道他是来讹诈的，但有口难辩，最后卖牛卖猪凑足200元才算完事。当时附近的乔集村还有一伙汉奸，到了我们村抓走了荣连祥等7个人，让全村凑钱赎人。齐子修的汉奸兵会在晚上挨家挨户抢，有布抢布，有粮食抢粮食……当时，鬼子、汉奸、土匪合起来一起祸害老百姓，简直一条活路也不给老百姓留。

我在1940年就到紧挨梁水镇的新闸曾村给地主家当长工，12岁（1942年）时我们一家7口便逃荒至东北讨生活。开始我们住在千金寨（即抚顺），我爷爷因吃发霉的玉米面而死在了那里。日本人在千金寨招收劳工挖煤，我被招工下煤窑，每天只有下煤窑的人才给几个窝窝头。我们在井下还要受日本人的辱骂，有时我也边哭边骂他们，我们在井下受的罪真是一言难尽。记得有一次，大家正在巷道里干活，要把断了的柱子换成新的，忽然听到工友喊，“赶快抱住身边的柱子”，我刚抱住一根新柱子，顶上的水、石就塌下来了，大水冲走了一些没抱住柱子的人，我逃过了这惊险的一劫。

日本鬼子投降的前一年，我父亲通过熟人帮助全家从千金寨逃到了奉天（沈阳），随后，我父母先回了聊城老家，把我叔、我哥和我留在了奉天。我亲眼看到了日本在奉天投降时的狼狈相。我记得荣连超说过日本人在东北无恶不作，我在东北生活的这几年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

打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

我1946年春跟着我叔和我哥从东北沈阳回到了家乡河下荣村。蒋介石发动内战后，整个鲁西北地区都成了解放军的可靠大后方。

1947年冬，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革命战场迅速扩大，需要大批青壮年补充到主力部队，扩大人民武装，我们解放区再次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参军热潮（俗称：十一月大参军）。我家乡也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参军动员活动。我村组织的秧歌队、标语队，宣传战争形势和参军的重大意义，使我们深知“治家耕织为本、救国参军第一”；在各村形成舆论的基础上分片开展了挑战、打擂、比武等。我村附近的任香坊村搭起了“英雄台”，争相参军的打擂者都住到了该村，因人太多住不下，我村的打擂者都住到了离此村不远的姚王刘村。第二天早饭后集合在擂台前，报名者争相登台，谈认识、表决心，提出挑战条件。我第一个冲上英雄台，述说自己的经历，我从小受过革命先烈荣连超的教育，有过逃荒东北、下煤窑的经历，受尽了日本鬼子的欺辱，鬼子投降后，我们回到老家，分了田地，我积极响应“保田参军”的号召，解放全中国！台下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响成一片，喊口号的人带领群众高呼：“谁英雄、谁好汉，参军练武比比看”“参加主力军，一起下江南”。最终，我村去的五个人中，经审查我和另外三人被批准参军入伍。

然后，参军的人换上了军装，胸前戴上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中被送到了斗虎屯区政府。斗虎屯的区长姓牛，山西人，当时干部带头参军，他当了我们新兵的教导员。我们步行到武训县堂邑政府所在地，县里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县长梁向明向我们千余名新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鼓励我们英勇杀敌，荣耀乡里。

我们参军的千余名新兵组成了一个团，团长姓万，是个老红军。我们这个新兵团在柳林镇附近的西杨庄训练了几个月，并在那儿过了春节。后来，我们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步行经濮阳、内黄、磁县，一直走到了洛阳，然后再向南走到南阳东北方向的河南方城县，与早先到达这里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会合。新兵被分别编入这些老兵部队，我被分到了后勤司令部的警卫团，当时在新区只能用银元（我们叫钢洋）买东西，我所在的部队就是负责押运、保管、供应这些银元的。

1948年夏天，我们部队回到了洛阳，这时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我们就是中原军区洛阳办事处警卫连。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共同发起淮海战役。我1948年有两大喜事：一是在洛阳经排长宋继才（冠县人）和另一个南方的战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是在年底，淮海战役打得正酣，领导提拔我当了班长。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中原野战军改称为第二野战军，我成为后勤司令部警卫连一排一班班长。当时的后勤司令员就是范县人段君毅，他曾在商丘给我们讲当时的战争形势，他说：“三大战役已经结束，蒋家王朝的覆灭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将革命进行到底是毛主席发出的最新号召。”这场形势报告对我的教育意义很大，尤其是他的一口乡音让我感觉如同在家听老人讲故事。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提出和谈，1949年4月谈判破裂，百万雄师渡过长江，直捣南京。我们后勤司令部警卫连是从浦口坐船过江到达南京的，其后我们跟随大部队又到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重庆。1949年下半年，我们后勤改用苏联给的嘎斯车辆运输东西，速度要比我们过去靠众多民夫的肩挑人扛、大小牲畜车辆的运输不知快了多少倍。

进军大西南 服务各首长

1949年底，我们到达重庆，其后我们进军大西南，先进入贵州，再进入到昆明北部，进行剿匪反霸斗争。在云南解放初期，大批国民党残余分子与土匪、恶霸勾结在一起，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疯狂颠覆和破坏。只有彻底消灭土匪，才能有效建立革命新秩序，才能巩固人民政权和巩固祖国西南边防。这时我们的部队由正规部队变成了地方的公安部队，当时还实行供给制，我没有工资，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剿匪反霸进行了一年，我们又返回重庆驻扎。

1951年春暖花开时，我们公安部队重庆警卫团忽然全团集合，配好子弹袋，整装列队，后来才知道是中共最高法院西南局分院院长张曙石派人前来挑选贴身警卫。我被意外选中，我当时既高兴，又不愿意离开大部队，但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马上收拾东西随来人到了西南局法院所在地，当了张曙石院长的贴身警卫员。

重庆当时正在开展镇反运动，重庆潜伏着众多国民党特务。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潜藏国内的特务也蠢蠢欲动，镇反运动恰逢其时，政府对犯有严重罪行的匪首、惯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及反共地下军头目等坚决镇压，有力地捍卫了红色政权，保证了南方土改运动和人民生产生活秩序。张曙石院长身负重任，整日忙得不可开交，我作为张曙石院长的贴身警卫，是要时刻做好其安全保卫工作的。

1952年初，我从重庆调往武汉，从西南局的警卫局调往中南局的行政处，从西南局最高法院院长张曙石的贴身警卫调为中南局副书记兼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李雪峰的专车司机。同时也为中南局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赵以民服务，后来还为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叶剑英服务，为毛泽东主席在汉口的住处服务。我还在中南局参加了夜校学习，获得了初中文凭，同时参加了1954年武汉防长江大汛的任务，并获得了三等功。当时因贫农出身、政治可靠、头脑机灵、干事麻利，我深得首长信任，可以说是领导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并且保证顺利完成任务。

洛阳抓建设 公交树楷模

1954年底，按中央指示，中南局撤销，我被调往河南省洛阳市委办公室，负责行政接待工作。当时洛阳百废待兴，工业建设搞得热火朝天，苏联援助中国的大型工业项目，有多项落户洛阳，如拖拉机制造厂、矿山机械厂、滚珠轴承厂、热电厂等。前来访问参观的人也多，当时洛阳市委主要领导有第一书记李立、第二书记王维群（冠县人，曾任聊城首任地委书记）、第三书记王立治（冠县人）等，我曾跟随他们接待过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接待过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十世藏传佛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接待过周恩来、陈毅等。其间，我紧跟形势，写过一些稿件在《洛阳日报》上发表，被聘为《洛阳日报》通讯员。

1962年我提干后，又被调往洛阳市公共交通公司任党总支书记兼经理，1964年改任公交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为副县级。当时公交公司有60多辆公共汽车、800多名职工，其中除了每天两班倒的司机、售票员外，还有汽车修理厂的职工等。当时我对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相当紧，公交战线涌现出了不少模范人物，如公交女司机于传兰。于传兰不仅行车安全，而且服务热情、待人和蔼可亲，被评为河南省安全服务劳动模范。

1975年，我调往洛阳市第二运输公司任党委书记兼经理，职务为正县。当时的第二运输公司为大集体企业，汽车300多辆，职工6000多人，人多事繁，既要做到运输多拉快跑，又要强调行车安全。思想政治工作抓得紧了又紧，评先树优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我们树立的标兵姚毓民，安全行车距离达七八万公里，被评为河南省运输安全劳动模范；青年运输队长刘庆德等人，则被评为洛阳市劳动模范。

1990年我年满60周岁，到了退休的年龄，但领导虽然批准了我的离休申请，却又返聘我当特派员。我又发挥了几年余热，一直干到68岁才真正离开了工作岗位，回到了家庭颐养天年。

我自己感到我这一生受教育最大的有这样几点：第一是从小受到像荣连超烈士等人的革命教育。他念过书、明事理，把农民组织起来，坚决把日本军队赶出中国去，为穷人打天下，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第二是要爱国。第三是要爱党。第四是要爱民。中国之所以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就在于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而努力奋斗！

（荣连超，1909年12月出生在东昌府区梁水镇镇河下荣村。1943年6月，年仅34岁的中国共产党员荣连超，在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中，被敌人残忍杀害。1983年，民政部为荣连超正式颁发了烈士证。）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来源：聊城晚报

............试读结束............

查阅全文加微信：3231169

如来写作网：gw.rulaixiezuo.com（可搜索其他更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