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第周(1902—1979)是一位著名的胚胎学家,出生于浙江鄞县(今属宁波鄞州)。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后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曾在山东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担任教授职务,并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担任研究员。
解放后,童第周先后担任山东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站副站长,海洋研究所所长和动物研究所所长,以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他在胚胎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实验胚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对于人类生殖和发育的理解有着重要意义。童第周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是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开创者。早期在脊索动物、鱼类和两栖类动物卵子发育能力的研究方面,做出了独特的发现。五十年代开始,他系统研究了文昌鱼的卵子发育规律,为进一步确定文昌鱼在动物学上的位置提供了重要证据,丰富了实验胚胎学理论。六十年代后,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细胞核和细胞质在鱼类个体发育、细胞分化和性状遗传中的相互作用,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还在研究海洋有害生物的防治、经济水产动物的人工养殖、经济鱼类育种的新途径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发表了七十余篇论文和专著。
童第周是1902年出生于鄞县赤堇乡童家村的。他家有五个兄弟,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虽然家境清贫,但父母都非常努力地让孩子们接受教育,培养他们的知识和素养。
童第周在童家村的冠山小学接受了启蒙教育。他聪明好学,对大自然特别感兴趣,尤其喜欢研究各种小动物的奥秘。童家村四周环绕着山,风景十分美丽。郁郁葱葱的森林和潺潺的溪流成为他和小伙伴们游玩的天地。他们会去找蝌蚪、捉青蛙,也会钻进林子里捕捉蛇蝎、蝶螈。他们还会爬树去观察小鸟,如果发现特别奇特的鸟类,就会用笼子把它们养起来,仔细观察。对于孩子们来说,蛇蝎是一种神秘的生物,越是神秘,就越能吸引他们的兴趣。童第周对于仅仅观察不满足,经常会动手解剖,深入研究它们的内脏。这些特殊的兴趣和爱好,为他日后攀登生物科学的高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8年,他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升学。然而,他的三哥童第德(藻苏)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下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市第一中学)的教师。得到了三哥的支持,他成功考入了宁波效实中学。然而,由于基础较差,他在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中只得了四十五分。校长要求他退学或降级,但在多次请求下,他勉强被允许试读一学期。他深知乡下贫困家庭的孩子求学之难,因此他立志努力读书。每天天还没亮就悄悄起床,借着校园路灯的光线看书和背诵外语;晚上当同学们都已经睡觉时,他又去借路灯的光线夜读;即使值班老师把路灯关掉,命令他回房,他也常常趁老师不注意溜到厕所外面的灯下看书。经过加倍努力,他终于赶上了其他同学,期末考试各科的成绩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数学竟然考了一百分。192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效实中学毕业,当年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为中国的生物科学研究事业献身。
1927年下半年大学毕业了,他踏进社会,目睹着社会的动荡和不公,以及国家的困境。他深感前途艰难,但心中仍怀着振兴中华的愿望。然而,在当时的旧中国,他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地方来发挥自己的才能。于是,在亲友们的支持下,他决定出国深造。他来到了欧洲比利时,并在布鲁塞尔的一所实验室找到了工作。在比京大学生物系学习期间,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发表了许多论文,并提出了对生物胚胎学的独创见解,受到了欧洲科学界的高度赞赏。1937年初,他顺利毕业并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匆匆赶回了祖国。然而,此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的前夕,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国民党政府对外屈服退让,对内实行苛政,战乱四起,国家已经变得一片疮痍。他原本以为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但现实却让他感到无奈。
他怀着沉重的心情,毅然选择了国立中央大学。然而不久后,“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开始,国家陷入了困境,教学和实验工作变得异常艰难。停电成为家常便饭,许多连续性实验无法进行。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会将实验仪器和显微镜搬到室外,在炎炎烈日下专注于“卵子发育能力”的研究工作,持续五六个小时。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深知时间的宝贵,尽管高峰还遥不可及,但他决心像战场上的前线战士一样,不惜一切代价冲向目标。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他在生物和非生物的区别、生命和细胞的起源、物种的形成、遗传与变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验工作,取得了许多独创性的发现,受到了国内外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应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他于1948年赴美,在耶鲁大学担任研究员一职。他怀揣着对遗传学和基因转变这一生物学难题的热情,立志要取得更大的突破。
1949年,童第周年近半百时,他欣喜地听到了祖国解放的消息。这个消息让他内心充满了喜悦,仿佛长夜见到了曙光,让他感觉年轻了许多。尽管他在国外享受着优越的条件,但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些,选择回到祖国。他光荣地参加了建国大典,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随后,他担任了山东大学教授和副校长的职务,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和海洋研究所所长等职位。尽管工作繁忙,责任重大,但他从未停止过实验工作。他选择了中国特产的文昌鱼作为研究对象。文昌鱼是一种无脊椎动物,具有过渡特征,对生物学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正是通过童老的实验和创新,才最终确定了我国文昌鱼在动物学上的地位。
遗传学自四十年代开始发展,曾经是国内外科学界引人注目的领域。童老师以他卓越的洞察力和决心,成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他坚持马列主义世界观,并运用科学方法论,决心突破禁区,取得卓越成就。在其他人还在构思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进行“细胞核与细胞质相互作用”的实验,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1972年,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生物系教授(美籍华人)牛满江主动提出与童老合作。当年冬天,他们选择金鱼和鲫鱼作为研究对象,开始了第一步实验。在1973年的春天,童老在他的合作伙伴叶毓芬的帮助下,提取了鲫鱼卵细胞质中的信息核糖核酸,并将其注入金鱼的受精卵中。不久之后,一种全新的生命开始慢慢成长。他们发现遗传信息发生了奇妙的变异,金鱼独特的长裙式尾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类似鲫鱼的单尾。之后,他们进行了蝶螈和金鱼之间的“交互作用”实验,使金鱼身上长出了一种类似于蝶螈的平衡器。童老的辛勤努力为我国的实验胚胎学和遗传工程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四人帮”统治时期,童老也遭受了迫害,被关进了牛棚,无法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然而,他坚信乌云终将散去,党不会抛弃一个忠诚的科学家。终于有一天,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童老得到了解放。在一次科学家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郑重地介绍童老:“这位是被‘四人帮’迫害的童老。”人们纷纷表示对童老的遭遇感到愤慨。
1976年,童老的妻子去世了,他失去了生活的伴侣,也失去了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打击对他来说是巨大的。然而,他没有沮丧,他相信只有死了才能休息,活着就要继续战斗。他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决心用双倍的努力来弥补失去的时间。
如今,童老已经年过古稀,他更加思念家乡和亲人。在工作之余,他常常写信给族侄童明福,了解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每当童家村的干部来京办事,他总是邀请他们到家里聚会。他还计划为家乡筹办一个机械化养鸡场,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979年初,他身体虚弱,却毅然决定回到了多年未见的浙江杭州进行视察。他不顾旅途的劳累,坚定地决定参加浙江省科协召开的科技大会。在会上,他亲切地与代表们交谈,并发表了充满热情的讲话:浙江拥有优秀的文化基础,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我们应该保持并发扬这一传统……面对台下热切仰望的面孔,他激动地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声音高亢,手势有力,但并没有高谈阔论,也没有传道解惑式的说教。他与乡亲们谈论着真挚的心声,以最随意的方式向家乡的亲人们敞开了自己七十余岁的游子心灵。
北京市北京医院是一个重要的医疗机构,它见证了许多人的生死离别。其中,1979年3月30日,一位重要的人物在这里离开了人世。
这位令人敬仰的人物在医院中度过了最后的时光,他的离世给人们带来了沉痛的悲伤。他的逝世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离去,更是一段时代的终结。
他的一生充满了辛勤努力和奉献精神。他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离世让人们感到无比的惋惜和失落。
尽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他的事迹将被后人铭记,他的精神将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
他的逝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它提醒着我们珍惜生命,努力奋斗,为社会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他离世的这一天,人们默默地为他祈祷,为他送上最后的告别。他的离去让人们深感无尽的悲痛,但也让人们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
他的离世是一个结束,但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他的精神将继续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他的离去是一种启示,让我们明白生命的宝贵,珍惜每一天。
在他离世的这一天,我们怀念他,感慨万分。他的一生是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他的离去让我们更加明白,人生的意义在于为他人付出,为社会做出贡献。
他的逝世是一段悲伤的故事,但也是一段充满希望的故事。他的精神将永远在我们心中闪耀,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他的离世是一种结束,但也是一种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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